民间投资趋势将成为观察明年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关键要看如何将鼓励民间投资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落实到位
在国际不确定因素加大、国内各类金融风险陡增的双面夹击下，中国经济增长转圜的空间变得狭窄。
“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以静制动、以守为进”地托底经济，平滑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的各类风险，实现“大船”平稳转弯，有望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 和“打造经济增长引擎”，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则提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渣打银行等多家机构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或将维持在 6.5%-7.0%之间，而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继续降低杠杆率成为明年政府调控的首要任务。
以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为突破口的各项改革，也将是2017年的重点任务，多位专家预计，国企改革有望加速，重点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清理僵尸企业等改革。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1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时指出，要把落实重大工程项目与推动改革、形成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体制障碍就改什么。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明年正值“十九大”召开，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改革的力度将更大。
财政与货币政策预调微调
《财经》记者接触的专家们多数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深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机抉择被赋予新的内涵。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描述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相较去年货币政策的定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货币政策立场出现微调，明年更注重“调节货币闸门”。
对此，一些学者解读，鉴于国际收支承压、通胀预期，明年货币政策转向偏紧，或有加息可能。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告诉《财经》记者，明年货币政策既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明年不太可能加息。去年经济基于股市支撑，今年经济基于房地产支撑，明年这两个因素没有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不可能背道而驰地偏紧，同时，由于面临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资产泡沫等压力，货币政策也不会过于宽松。虽然中国央行在2017年加息不大可能，但有可能采取降准，补充一定的流动性。全年估计降准两次左右。中性货币政策就是要维持流动性的相对稳定，不紧缩不扩张，货币政策服务于实体经济，防止资金脱实向虚。
货币政策发力有限，财政政策发力仍有空间。张明表示，一方面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算太高;另一方面赤字率占GDP的比重也不高，赤字率有望上调，突破3%。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学者认为，估计明年赤字率在3%-3.5%之间。张明强调，财政政策以往遵守 “以收定支”的原则，明年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以收定支”的原则可以灵活执行，中央财政支出可以精准投向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领域，以强化财政支出的腾挪空间。在中央财政支出加大的同时，地方发债规模和债务置换规模将保持今年的水平，因此，广义财政支出并不会上升太快。
减税成为众望所归。防止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实质性减税成为学界、商界最强烈的呼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引起反思。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再次引起关注。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通过调研样本和具体数据认为中国制造企业的综合税费较高。
在今年营改增推开后，中国增值税存在四档并存的格局，包括17%的基准税率，13%、11%和6%的税率，下一步逐步简并，作为实体经济主力的制造业长期执行的17%税率，应该下调，成为专家对进一步减轻制造业税收负担的集中建议。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1月中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2%，接近同期财政收入增速的两倍。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为3%，增加5600亿元，地方专项债券规模从1000亿元增加到4000亿元。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白景明等学者提出，除了进一步提高赤字率外，存量支出盘子优化仍有较大空间。《财经》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财政部门采取盘活存量资金全覆盖。将统筹盘活存量资金的范围覆盖财政预算结转结余、部门单位预算结转结余、财政专户结转结余和部门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结转结余，清理暂存款、暂付款等财政往来款项，实现对盘活存量资金的全面监控和全面覆盖，以提高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
市场化“三去一降一补”
种种迹象表明，2017年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将继续推动钢铁和煤炭产业去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以关停僵尸企业。政府还鼓励其他产能过剩的行业降低产能。2017年债转股计划亦将加速以降低企业杠杆，切实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任务。今年“三去一降一补”相关改革措施密集铺开，但进一步深化任务颇重。明年将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助推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升级。
据了解，2016 年中国已完成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全年目标，“煤球不如土豆，钢铁比白菜便宜”的过剩惨局有所缓解。
12月20日，国务院印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以下简称《目录》)，其中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再加码限能。此次修订《目录》是继2013年、2014年两次修订后，国务院第三次作出修订。此次修订《目录》，共取消、下放17项核准权限，其中，取消核准改为备案2项、下放地方政府核准15项。
此次修订《目录》再次对产能过剩行业“亮红灯”。《目录》明确，地方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海域、无居民海岛)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另外，对于煤矿项目，从2016年起三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能，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
2016年在快速推进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今年煤炭去产能的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但由于上半年煤炭去产能力度较大，从7月起，国内煤炭价格开始快速回升，四个月的时间内就上涨了50%。在去产能预期的催化下，11月动力煤期货价格的涨幅和增速更为惊人，与2015年底相比，涨幅高达135%。下半年国内煤炭价格高涨的同时，还增加了钢铁、建材和化工等下游行业的成本，挤压了下游行业的利润。价格经过层层传导后，推高了这些行业的成品价格。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朱鹤等据此分析表示，在总需求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这种价格传导，极有可能催生出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今年针对煤炭、钢铁行业的去产能依靠行政的力量来推动。9月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为了让煤炭价格降下来，还释放了一部分煤炭产能、产量。何帆、朱鹤等认为，煤炭去产能决策部门在煤炭产量和煤炭价格之间的这种摇摆不定，会给煤炭去产能进程埋下隐患，很可能最终会导致下一步整个煤炭去产能计划失败。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博士肖若石对《财经》记者表示，煤炭价格一旦过高，决策部门就要放开产量来保证煤炭供给，这样就使得前期对煤炭去产能变得毫无意义。如果照此继续下去，不仅煤炭行业去产能有可能会失败，钢铁行业的去产能也会被牵连受挫。
在针对房地产领域的去库存方面，近两年来，因各地陆续实行了包括商品房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限购限贷放宽等政策松绑措施，再加之去年从股灾退出的巨量资金转入房市，使得今年绝大部分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商品房价出现新一轮暴涨。国庆长假期间，全国20多个城市紧急出台了以控制房价、抑制需求为主导的所谓历史上最严的调控新政。肖若石认为，这种针对房地产的突变式调控，必然会对短期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针对下一步去产能、去库存的建议，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12月17日公开表示，2017年将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做好煤炭、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工作;针对房地产的去库存，将遵照因城因地施策方针，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房地产去库存要同促进1亿农业人口市民化、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住房租赁市场等结合起来。
杨伟民在谈到“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时表示，降杠杆主要是支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实现企业“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降成本主要是给企业减税降费，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补短板主要是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入手，软硬短板都要补，不能单纯从保增长、扩投资来入手补短板。
中财办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对于杨伟民释放的改革信号，多位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年煤炭、钢铁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只是开了个头，预计明年将加大去杠杆力度，在债转股方面或将有较大突破，也会有更多市场化办法出台，2017年将用市场化的办法培育市场机制，以避免“一刀切、拉郎配、政策反复等”教训。
阻断“脱实向虚”，化解各类风险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成为明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指出，扎实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环境，在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产品新服务。
对于制造业投资下滑明显的问题，苗圩呼吁要不断强化支持制造业发展。一方面，继续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提高部分行业、企业利润率，吸引资本回流制造业;另一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为扭转资本脱实入虚，要通过降成本、减少物流障碍、优化市场环境等综合手段，让实体经济有活力、有前景、有钱赚。
同时，为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良好的宏观环境，2017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杨伟民表示，要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中央为何强调“防控金融风险”、“防控资产泡沫”，肖若石解读说，从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抑制资产泡沫”开始，防范金融风险就成了决策层高度重视的事。
最近这几年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是，庞大的资金和信贷，一会跑到股市，一会又跑到房地产，一会跑到文化古董市场，炒来炒去，根本就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国企的高杠杆、高负债，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以国企的高杠杆、高负债来说，据杨伟民介绍，现在国企负债已经达到100多万亿元，按照4%的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元，这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必定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正是出于对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担忧，中央才把振兴实体经济也作为2017年供给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
对于国企的高负债，还有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16年6月末，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是126万亿元，负债总额是83.5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是66.3%，比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约15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由此感叹，沉重的负债已经成为掣肘国企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带领团队今年对“僵尸企业”情况做过调研，他说，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尤其是钢铁、煤炭、制造行业的国企，有一部分是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银行一旦抽贷，这些国企很可能濒于破产。
在“防控金融风险”中，对2017年是否会出现房地产泡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对《财经》记者表示，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加快研究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调，要“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这足以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下一步，关键是要确保各地能真正落实中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据悉，2017年政府或将进一步收紧一线城市楼市监管以抑制资产泡沫并维持市场稳定。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抑制房地产泡沫，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让近来熙熙攘攘的房地产市场为之一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认为：这一“震”，既震散了长期盘踞在房地产市场上空的“雾霾”，也震醒了那些长期沉湎于靠“炒房”发财的人的美梦。他提醒：“炒房”的主角是那些拥有足够资金，或一些“来路不明”的资金利用权力和财力，在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呼风唤雨，硬是把“房子是用来住的”本质“转基因”成“炒货”了。这些人和机构是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主力军，对市场稳定的破坏力极大。
例如，土地是用来为民造福的，肯定不是用来炒的。可是，在事实上，各地普遍存在着拿“土地”当“炒货”的情况。近期纷纷出现的“地王”不就是“炒”出来的吗?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明白，“炒房”的根子原来在于“炒地”，地价飞快上涨，房价自然会成为“伴舞者”，这就是“水涨船高”(地涨房高)的市场法则。
多位专家认为，真正解决“炒房”问题，仅靠各种“限购”、“限买”、“限贷”是不够的，要找到炒房的根本原因。
聚焦改革，释放经济红利
在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大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在国企、财税、金融、养老保险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地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
2017年国企改革有望加速，关停僵尸企业，鼓励兼并重组，通过债转股和股权融资降低杠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及税收负担等系列改革来深化。渣打银行的最新报告预计， 2017年国企改革将取得重大进展，重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航空、电信、军工等领域。
对于中央为何把国企改革放在明年各项改革任务的首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的分析是，一方面说明中央高层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很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国企改革的阻力很大，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
徐洪才进一步分析表示，从2015年9月出台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到之后颁布与其相对应的十几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以及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的国企改革的36个配套文件，可以看出，整个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已经完成，国企改革从顶层设计到改革操作细则都已基本齐备，这也意味着国企改革主要形态将从制度设计阶段进入见成效阶段，要发挥对经济的牵引作用、筑底企稳作用。
今年9月，国家发改委就召开专题会，明确要在东航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等央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这批央企混改试点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具有垄断性特征的行业，涵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领域。这次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迈出实质性步伐”， 说明2017年这七大垄断行业的央企试点方案将会落地。
对于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体进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国企垄断行业，只是在成品油的销售、电信的附加业务等方面，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稍有点起色，具体到对大型国企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还都是在子公司层面上引进非公资本，并没有触及到产权制度改革，因此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文宗瑜、李锦均认为，预计明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会有所突破，但并不会大面积铺开。
对于下一步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监管，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向《财经》记者透露，截至2015年底，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有388户，央企61%的资产、63%的营业收入、76%的利润是集中在上市公司，所以加强上市公司国有资本监管，将是2017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内容。
紧随11月发布的关于私有产权保护的官方文件之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政府旨在加强私有产权保护并支持企业家精神。会议承诺将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渣打认为提出保护私有产权标志着党的理念有了重大突破，若政府承诺得以落实并伴随其他措施拓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途径及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预计将潜在提振私营部门信心并刺激私营投资。
徐洪才、李锦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据此分析表示，中央对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空前重视，这将对提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和投资预期起到较大作用。
今年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是10.1%，而今年前11个月只有3.1%， 为了尽快对症下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务院5月下旬曾到18个省做过“督查”，之后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到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取消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切实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
其外，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还大力修改完善鼓励和支持民营投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比如，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加快PPP立法步伐;在全面推广“营改增”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金融机构“营改增”试点中“金融同业往来”的适用范围;出台新的完善产权保护政策性文件等。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2月13日公开表示，为保障《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落实、落地，下一步将对各部门承担产权保护的相关工作进一步明确权责，要按照《意见》中明确的产权保护的十大任务，逐条明确细化各个任务的具体负责部门，“建立工作台账”，形成各部门推进产权保护工作的合力。
肖若石告诉《财经》记者，从数据来看，从8月开始，民间投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目前影响和制约民间投资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仍然偏高、融资难度也很大，“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情况都在不同地区客观存在，今年新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由于“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有待发挥应有效应。他认为，如何将政府引导、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和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政策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是促进民间投资快速回升的一个重大命题。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目前中国企业的一大负担是宏观税负太高，从美国来看，虽然特朗普还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但他的减税、再工业化、吸引外资等政策已经彰显一定效果，这将对中国2017年吸引民间投资和外资的政策形成压力。
李锦补充表示，由于民间投资总量大，对消费和就业都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因此，民间投资是观察2017年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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